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，望京医院团委组织各团支部、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初赛选拔优秀青年，积极参加国家中医药管理局“学思想、践初心、求实绩、促发展”青年演讲的复赛、决赛，荣获佳绩。下面，让我们一起跟随“二等奖”获得者张林淮，感悟如何以梁启超精神为镜，树医者仁心政绩观！

捧起《梁启超传》，我在想，我要在书中寻找什么？我要学习他什么？读完后合上书，我仿佛看到一个意气风发、斗志昂扬的热血青年，一个忧国忧民、百折不挠的时代巨人向我走来，他用一生的奋斗告诉我什么是一个青年真正该追求的东西？什么是一个青年该有的家国担当？我想用几个小故事来给出答案：

在他23岁时，就与康有为联合在京举人发起“公车上书”，主张变法图强。要知道，在那个时代，上书是一件风险相当高的事情，有诗为证，“一封召奏九重天，夕贬潮州路八千”，一旦上书失败，轻则被贬，重则有生命危险，但他并未退缩。26岁，参与“戊戌变法”，变法仅持续100多天就失败了，他也因此被迫流亡日本长达十余年。但他并未消沉，在海外继续宣传变法思想。40岁终于回国，出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。但当后来袁世凯称帝后，他并未犹豫，甚至可以说丝毫没有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，而是毅然决然站在了袁世凯的对立面，秘密赴广西发起护国运动。这些事迹，无一不展现了他书生报国的非凡胆识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人生观，其实也是政绩观。

梁启超认为，国家的强大，必须建立在人民的觉醒之上。这种“以民为本”的思想，才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。作为一名医生，“以民为本”便是以患者为中心，真正的政绩，不是门诊量，不是手术量，更不是创造的医疗收入，而是以仁心仁术为患者提供优质和舒心的医疗服务。

一百多年前，先生以“变法图强”为初心使命，今天，我以“救死扶伤”为己任，我的工作面对的大多是老年心血管病的患者，我会根据每位患者的不同情况，为他们私人定制最佳的诊疗方案。

同时，工作中，我还发现一个秘密，大家想不想知道？这个秘密就是：不少患者是“两个心”都病了，第一个是心脏的“心”，另一个则是心理、或者是心情的“心”，相应地，我用两个处方去治疗，一个是药物，一个是语言。

作为患者，尤其是因心脏病需要住院的患者，内心总会被担心、焦虑与恐惧包裹，这份情绪藏在他们每一句小心翼翼的询问里。他们常常拉着我的手，眼神里满是无助：“大夫，我这个病严重吗，是不是好不了了？”语气里满是对病情的忐忑；“大夫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，得这些个病，还拖累孩子”，话语间藏着对家人的愧疚与自责；还有人满脸疲惫地抱怨：“大夫，我这个病怎么反反复复老犯，今年都住院三次了”，满是对病情反复的无奈与煎熬。更令人心疼的是，一些重症患者在长期的病痛折磨中，渐渐对生活失去了信心，甚至萌生了轻生的念头。

我至今记得一位心衰晚期的患者，那天我查完房，转身准备去查看下一位患者时，他突然轻轻拉住了我的手，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清，却带着无比的绝望：“大夫，我不想活了，你行行好，给我打一针吧。”我心里一紧，清楚地知道他的病情有多严重，甚至可能再也出不了院，但我还是蹲下身，轻轻拍着他的手背，用最坚定、最温和的语气告诉他：“没您想得那么严重，您这个病我们治过很多例，咱们中药西药结合着用，慢慢就能好起来的，您一定要相信我们，更要对自己有信心。”“治病就像打仗，吃饭就是后勤保障，您得多吃饭、养足精神，这仗就肯定能打赢。”他望着我，眼里含着泪水，缓缓点了点头，声音哽咽却坚定：“好，我听你的，你真是个好医生。”

“你真是个好医生”，那一刻，我觉得这就是我获得的最高的荣誉。从此，我一直都用两个处方来治疗我的患者，甚至有时候更看重他们的“第二个心”。查房时，总习惯多唠几句，多宽慰几句，我始终以“治疗不仅要有效果，更要有温度”来要求自己，这样方能践行“大医精诚，普救含灵”的初心。

我知道，只有初心是不够的，空喊口号更是没用的，要想有所作为，必须踏实地、求实绩，回头看看梁启超，他不仅是思想家，更是绝对的实干家。他办报纸、兴教育、研究宪政、参与护国运动。在他的家书中有句话：“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，只要在自己责任内，尽自己力量去做，便是第一等人物”。作为医生，疗效永远是我追求的第一目标，所以我不断努力提高专业素养，扎实基础、紧跟指南、学习经典、熟练操作，把疗效提上去，把口碑保下来。

作为中医药人，我们还肩负着发扬中医药，促进健康中国的使命，梁启超说“中医历数千年临床实证之积累，实为人类医学之瑰宝”。工作中，我常常给患者普及中医知识，教他们一些日常保健的小妙招，比如穴位按摩、中药代茶饮、中医导引功法等，让中医药不仅在医院里，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助力人们的健康，我想，健康了每一个个体，也就健康了整个中国。